然而自东晋以来，吴蜀两地的民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蜀人不肯再作“易可化诱”的顺民。据史籍所载，时而“侨旧翕然并反”；时而“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益州（今四川成都平原）刺史也由众人凯觎的肥缺变成望而生畏的“繁任”。蜀地民风由“敦朴”、“懦弱”一变为“乐祸贪乱”[28]。与此同时，江南民风则不断疲软。孙恩、卢循作乱时，晋军主帅不敢使用吴兵攻阵，声言：“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29]进入南朝，“南人怯懦”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到齐梁之时，社会上下，弥漫着文弱怯懦之风。官僚贵族“肤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效郭之内，无乘马者”。甚者听到马叫，“莫不震慑”，竟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30]不仅社会上层柔靡脆弱，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再“轻死易发”了。隋统一时，这里“君子（指上层人物——引者注）尚礼，庸庶（指平民百姓）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极受《隋书·地理志》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