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民移徙
两汉之世，移民之政颇详。虽其行之之善否，未知如何，然国家于土满、人满之间，时思加以调剂；且欲以是振起风俗；树立边防；则彰彰然也。晋、南北朝之世，此等用意，几于不可复见。移民之举，非计疆埸之利，则为镇压之图而已。
当时行军，多事俘掠。有以外夷而掠中国者，如石虎使夔安等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是也。（《晋书·成帝纪》咸康五年。《石季龙载记》作七万户，盖侈辞。）有以外夷而略外夷者，如慕容皝伐宇文归，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石虎伐段辽，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是也。（皆见《载记》。）不惟外夷，即中国人之用兵，亦往往如是，如邵续攻石勒之渤海，虏三千余人；（见《勒载记》。）桓温败姚襄，徙其余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穆帝纪》永和十二年。）攻苻健，健芟苗清野，军粮不足，乃收三千余口而还是也。（《温传》。）当时割据之国，初兴之时，多务俘掠，或则逼徙其民，以益其众，慕容氏、拓跋氏、沮渠氏、秃发氏尤甚，读《晋书·载记》及《魏书·本纪》自见。如有率众归之者，自亦为其所乐受，如司马楚之、刁雍、寇赞等之附魏皆是。《周书·司马裔传》：大祖令山东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大祖欲遂以封之，可见其招徕之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