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张之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中国文化如科举制度等有改革、废除的必要,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文化精华,尤其是儒家伦理的理解,显然也没有达到时代认识的最高水平。他在《劝学内篇·循序第七》中指出:中国立学宗旨,无论何种学堂均应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从而使学生的心术一归于纯正,然后再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技能。“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然于不通西学者矣。”这就将中国文化的精华限定在儒家伦理的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方面,显然与当时蜂拥而至的西方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不能同日而语。
当然,如果从统治者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张之洞强调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的现实作用也情有可原。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持久、稳步地前进,且不断地创造并长时期领先于世界文化,其最根本的一点无疑在于这个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这种稳定性的现实基础上创造了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反过来,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又促进、维护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然而,自西方文化特别是民权、自由观念输入以来,对中国旧有的纲常名教观念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加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旧的社会结构虽没有被全部冲毁,但也确实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这旧辙已毁、新轨未立的大变动时代,社会信仰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极端危机。试想,中国如果向前再走一步,即刻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开议院,行共和,能行吗?不要说社会基础尚不具备,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也未必能行得通。不过,如张之洞那样倒退到纲常名教的旧观念上也不是最佳选择,它虽然使儒家伦理一度获得改造和复兴,但总有理论滞后于时代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