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方的迎汪运动，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共产党人在幕后操纵，意在“借此以倒蒋”。对此，他恨之“切齿”。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说法，直到9月初，共产党人同汪精卫之间始终没有联系。尽管中共广东区委对汪精卫十分看好，认为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会毫不畏惧地同农民结成联盟，为了农民利益进行社会改革。共产国际远东局则认为，对汪精卫“这位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相当脆弱的政治家”不能作过于乐观的评价和期望。远东局主张，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其基础是蒋介石放弃军事独裁企图，实行明确的民主纲领，保证进行土地改革。中共的任务是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但在帮助左派和参与领导工作时，共产党人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试图直接从组织上领导国民党。
由于中共中央直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远东局的意旨直接影响中共的政策走向。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维经斯基认为，要向国民党左派表明，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不能急于召回汪精卫，我们不应挑头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来进攻，因为他在前线的处境迫使他寻求支持。会议决定：“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因此，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表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会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发出通告，解释蒋汪合作的必要性，并说明“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因为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取“迎汪倒蒋”的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