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其实,当时与《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涕,弄得贻笑后世。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人。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皇兄天启帝的面子。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祯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了。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