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有议政的权力。既然君主的权力在民，民也就有议政的权力。郑国子产执政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53]”。然明向子产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则指出，民议论政事是好事。他们认为好的，就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就改掉。他说：“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54]民议政，是不能用权威来制止的，他们的议论只能疏导，而且可以作为治政之良“药”。子产充分肯定民议政的重要性。
再次，对于无德之君主，民甚至可以弃之。鲁昭公在国外流亡多年后死去。赵简子问史墨，鲁国季氏赶走国君，为什么鲁人还顺服他，诸侯还亲附他。赵简子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55]在赵简子看来，鲁昭公失其政，对于他的死，鲁人是不会怜惜的。季氏世代勤于民事，这是鲁人服从他的原因。季氏赶走国君的行为，实际上得到了鲁人的支持。
《左传》对于历史的经验提出新的认识，与其所秉持的无证不信的原则是有联系的。《左传》叙史，所收集的史料十分广博，除鲁《春秋》之外，亦见其他诸侯国史记以及各种传闻旧说。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56]对于《左传》引用史料，前人有一些质疑。晋人范宁说：“《左氏》艳而富。”[57]唐人韩愈也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58]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以为《左传》载录奇闻异事，是反映社会的某种现象。而其载史有语句夸饰之处，则表明史书记载出现了文学的因素，这恰恰表明史书撰写的进步。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以《左传》所述史事来看，其对史事的真实性是相当重视的。这点，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左传》处理史事之真与善的矛盾，坚持实录史事。上引《左传》叙“赵盾弑其君夷皋”、“天王狩于河阳”等事，已经表明这点。二是《左传》对情况尚不明了之史事，亦采用“阙疑”之笔法。例如，《春秋》昭公十九年载：“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同年《左传》载：“夏，许悼公疟。五月戌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汉儒服虔释此事说：“礼，医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公疾未瘳，而止进药，虽尝而不由医而卒，故国史书‘弑’告于诸侯。”[59]清人万斯大《春秋随笔》则持不同的看法：“夫疟非必死之疾，治疾无立毙之剂。今药出自止，饮之即卒，是有心毒杀之也。”[60]依服虔之释，许世子虽进药违礼，然并无毒死父君之意。万斯大则以为许悼公被其子毒杀。此两说皆无确凿证据。《左传》谓“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有同情许世子之意，但无定性之意，其阙之以疑，大概是由于证据不足的原因。《左传》叙史“阙疑”之手法，也是其叙史“无证不信”原则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