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强的个体性含义并非摆脱了其自身面临的危险。假如对上帝负责的宗教含义和在上帝面前忏悔式的谦卑被削弱，那么基督教的个体性可能会成为无政府状态的根源。这也许解释了西方基督教国家历史中某些残酷且罪恶的侧面。
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时期，基督教的个体性从未形成一致的表述。这部分是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中世纪的封建农业经济仍处于一种与日耳曼民族早期部落联合体密切相连的关系之中；而且社会的复杂性仍未促使个体意识充分显露。另一方面，天主教阻止一种强的个体性含义的出现。这一做法，部分是通过将古希腊理性主义与天主教神学混合来实现，后者使个人屈从于自然法的普遍法则；部分是通过天主教的宗教权威主义来达成，后者在灵魂与上帝之间加入了宗教机构。由于超越一切理性抽象的上帝意志完全由一种历史性的制度解释，包括一般规范在具体情形中的决疑论应用也都如此，因而个体总是保留着对一般范畴的自觉，包括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范畴，个体只是这范畴的一个范例而已。他从来没有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个体。
因此，个体性的现代意义一方面始于新教，另一方面则诞生于文艺复兴。从典型的现代立场来看，新教和文艺复兴仅仅是朝向个体自由的两种不同运动，两者惟一的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与现代精神更加投缘。这两种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中一种运动代表着基督教术语中个体性完美的发展，而另一种运动则代表超越基督教限制的更进一步的个体性发展，亦即“自主”个体的发展。这种自主个体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引路人，但它将在现代文化的最后阶段彻底消失。